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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：Boris的起点

Boris坐在杭州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，盯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求职网站页面。339份简历，44个回复，30场面试，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。窗外，城市的霓虹灯闪烁，提醒着他2016年的光景——那时的他刚从一所民办大学专升本毕业，投出六七份简历，就有三家公司抛来橄榄枝。那是个遍地机会的年代，G20峰会让杭州的企业忙得热火朝天，连他这样的“低学历”毕业生也能轻松挤上经济的快车，月薪从4500元一年翻倍到9000元。

可现在是2023年底，香港硕士学位证书躺在桌上，像是嘲笑他的努力。Boris出身于下岗职工家庭，父母是90年代国企改制的牺牲品。父亲开出租车，母亲精打细算地操持家务，连3块钱的学校短信通知服务都嫌贵而取消。Boris小时候总因为没收到老师的通知而在课堂上尴尬地向同学借用课本。那些日子，潜移默化地在他心里种下自卑，也点燃了向上的渴望。

为了弥补学历的遗憾，他攒下6年的积蓄，辞职去香港读研。却不料，归来时经济寒冬已至。优质岗位要求应届生年龄不超过26岁，他却因专升本和打工耽误了时间，早已超龄。社招的待遇更是惨淡，月薪四五千元，与2016年无异。他试过三家公司：第一家要求无偿工作数月，他熬了一个月便放弃；第二家是新能源企业，入职两个月颗粒无收；第三家更离谱，合同都签了，却因“境外学历不安全”被单方面解约。

“Boris，你一个大专生，哪来的资格参加高考？”面试官的质问像刀子一样刺耳。还有人问他父母的职业，称“社会地位低下”。更荒唐的是，有人要求他做“服从性测试”，质疑他在香港是否学了“西方平等理念”。九个月的求职耗尽了他的积蓄，也磨平了他的信心。他苦笑道：“如果我选择躺平，可能比现在好。”

最终，他在杭州一家私企找到一份年薪23.6万元的工作，勉强站稳脚跟。可他知道，这不是胜利，而是妥协。经济增速下滑，人口红利消失，延迟退休和年龄歧视像一道道铁门，锁住了上升的通道。他想起父亲，50多岁还在跑出租，身体被通胀和操劳拖垮。Boris喃喃自语：“我比父亲强一些，但能走多远，我不敢想。”

第二章：梁晨的远行

梁晨坐在日本一所国立大学的图书馆里，窗外樱花飘落，书桌上摊开一本日语语法书。他出生于中国西部一个工业小镇，父母是国企工人，成长在“放养”的环境中。小学时，周围都是国企子弟，学习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事。直到初中，他进入一所好学校，成绩优异带来的尊重让他第一次感到“做题”可以改变命运。

高中时，他考入重点班，周围的同学却让他感到陌生。他们的父母是教师或官员，有的甚至请外教辅导英语。梁晨的母亲连补习班的概念都不懂，更别提规划升学路径。他只能靠自学，咬牙跟上。考入一所顶尖理工科大学后，他发现差距更大：室友的父亲是市委书记或大学院长，他们从大一就忙着入党、加入学生会、规划出国，而他连大学四年该干什么都不清楚。

为了出国，梁晨大学期间当家教、整理文书，甚至推销过电脑，攒下四五万元。偶然结识的学长告诉他，日本留学可以DIY申请，省下中介费。他自学日语，申请到一所国立大学的博士项目，还拿到了奖学金。在日本，他过着“苦行僧”般的生活：自己做饭，省下每一分钱，靠小红书和知乎自学申请美国硕士的材料。哥伦比亚大学的offer来了，但10万美元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。他苦笑：“60万人民币，我工作五年都攒不下。”

梁晨觉得自己是“极端个案”。小学同学40人，只有不到5人考上本科。他突破了阶层，却深知这全靠运气——若非学长的指点，他可能早已止步。他计算过，在日本即使做便利店打工，收入也足以在大城市生活，而回国可能只能面对996和低薪。他选择留在日本，寻求一份安全感：“我不敢奢望上升，只希望不跌回原点。”

第三章：唐然的挣扎

湖南的乡村夜晚，星光稀疏。唐然坐在老家的院子里，回忆着这三年的起伏。他出生于农民工家庭，父母靠加工牛仔裤谋生。小时候，他和姐姐暑假都在帮父母踩纽扣、缝裤边。初中一次月考的优异成绩让他成为父母的希望，高考后他如愿考入一所211大学，却发现自己并不快乐。大学氛围功利，同学多来自优渥家庭，贫困生越来越少。他挂了三门课，勉强毕业。

2022年毕业时，找工作并不难。他的专业是“万金油”，投递几十份简历，HR争相安排面试。他找到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，福利优厚。可半年后，公司变故和个人迷茫让他辞职，试图考研逃避现实。父母起初支持，但很快嫌他“不赚钱”，给他白眼。考研半途而废后，父亲试图通过亲戚安排他进银行或国企，却因信息误导和资源不足失败。

父亲花2万元送他去深圳的IT培训班，唐然却觉得毫无意义：“网上都能自学，培训班只是给没动力的人一个环境。”2024年底，他入职一家由华为团队创办的小公司，却被996、职场霸凌和形式主义压得喘不过气。直属导师的情绪输出成了最后一根稻草，他转正后第二周便辞职。

2025年，找工作成了噩梦。无经验岗位寥寥无几，HR态度冷漠，面试官动辄恐吓：“现在行情不好，旁边的公司都招不满。”他投遍了能投的岗位，最终在另一家华为系公司找到一份月薪9000元的工作，无任何福利，实际收入还不如2022年。唐然苦笑：“通胀、地区差异，我的工资其实在倒退。”

他将自己定位为“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子弟”。父母退休后回到农村，靠父亲打零工为生。唐然羡慕那些靠家庭安排进国企的同村人，却又不认同他们的追求。他学英语和粤语，梦想去香港寻找更多空间。婚姻和育儿对他来说遥不可及：“我不想重复父母的模式，给孩子带来创伤。”

尾声：阶梯的尽头

Boris、梁晨和唐然，三位小镇做题家，各自在时代的大潮中挣扎。他们曾相信“教育改变命运”，却发现家庭背景、经济形势和信息不对称如影随形。Boris抓住经济红利的尾巴，却在寒冬中步履维艰；梁晨靠自学和运气突破阶层，却深知成功的偶然；唐然在挫折中彷徨，试图在夹缝中寻找出路。

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中国社会流动的困境。经济增速放缓，人口红利消失，年龄歧视和学历壁垒让努力的回报日益微薄。Boris感慨：“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，我可能走得更远。”梁晨选择留在日本，寻求稳定。唐然则在迷雾中摸索，试图抓住最后一丝希望。

阶梯越来越窄，但他们仍在攀爬。不是因为相信终点一定辉煌，而是因为停下脚步，就意味着跌回原点。